北京市健翔学校校长“送教上门” 让脑瘫儿童不

 行业动态     |      2019-12-26 21:55

于文,北京市健翔学校(原过渡期结束)校长,北京市特级教师,正高级职称。作为我国第一批从事智障教育的老师已经在智障教育领域耕耘了30余年。

于文开始开创了多个“第一”:她率先进行智障教育的轮让智障孩子有了适合自己的;为了让极重度的孩子也能享受到教育,她在全国率先进行送教上门”;她也是全国范围内训练自闭症学生最多、时间最长的特教老师。

目前,她担任教育部课程改革,从实际应用入手,采用国际通行做法,将生活适应所需要的十大领域能力细分为1300个小目标,比如孩子是否能进行目光对视、能否自己洗手等。孩子一入学,先进行评估,学校根据评估结果为每个孩子制定出个别教材专家委员会专家、中国教育学会特教研究会智力及发展障碍专业委员会主任、中国康复学会智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。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首都劳动奖章、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、 全国首届特教园丁奖、全国残疾人康复先进个人、北京市计划。这样一来,每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“私人订制”课程。“我们的特殊教育先进工作者等多个奖项及荣誉称号。

泰戈尔一句“天空没有鸟的翅膀,但我已飞过”用来形容送教上门 让特教老师的工作,大概再合适不过了。他们很难像其他的普通老师那样,感受“桃李满天下”的喜悦,享受被毕业生们簇拥着回校探望的骄傲。于文甚至有点儿“自虐”地期待,毕业之后的孩子们越不回来越好,因为这说明他们已经较好地融入了社会。

但是身为北京健翔学校的校长,在特教领域工作30多年后,她坚信,给智障孩子们留下的温暖是会有痕迹的,“这个孩子生命当中作为人的互动和尊严是我给的,而且是其他人给不了的,这是我们特教人最荣光的时刻。”

“培智学校来了个年轻的大白胖姑娘!”30年前,于文还是个20岁的小姑娘,她走进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,一度成了个大新闻。“很多人都觉得是个奇迹,因为那时候下海潮,没有什么人爱当老师,更别说来培智学校当老师了。”于文快人快语,提起30年前的这段往事乐得哈哈大笑。也别说周围人惊叹,要知道,当时的培智中心学校里,最年轻的老师也已经40多岁,其余的基本都是快要退休的老头老太太在混日子。

不过棋牌游戏,对于于文来说,进入特教领域其实是“误打误撞”。高中毕业后,区里从优秀高中里选拔教师,这正遂了传统知识分子父母的愿;于文却很纠结——外资企业的新奇让她有点儿心痒痒。一番拉锯战,她还是听从了父母的意愿,勉强答应先去做一年老师试试。

但是,于文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第一次走上讲台面对的会是这样一个场景:校园犄角旮旯的一座小楼,一楼黑黢黢的教室,稀稀拉拉摆了十几张桌椅,里面的孩子有高有矮有胖有瘦。于文心里咯噔一下,“?这些听得懂我说话吗?”于文心里打了无数个问号。她还记得,第一天中午进班陪们吃午饭,看着眼前长相各异的孩子怎么都长得这么难看呀。”之前窗明几净、朗朗书声的幻想登时破灭。原来,由于参加培训,她入校的时候已近年底,学校的老师都已经分配好班级并开始上课了;大家吧唧吧唧地各自往嘴里扒拉着饭,自己一口都没吃下去。

怀着下学期能重回普通班的希望,于文硬着头皮坚持。作为到来后,校领导只好让她先到“培智班”

过渡期结束,于文也已经做好了决定:她不仅要继续做一名教师,而且要做一名特教教师。1987年,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刚刚成立,于文便毛遂自荐,主动找到校长,要求成为学校的一员。由此,她也便成了京城最年轻的特教人,“不是我选择了孩子,是孩子们选择了我。”

“一间屋子半间炕”,这是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刚建校时教室的真实写照:教室半截空间用来上课,另半截的空间里一张张单人床密密麻麻并排成“炕”。不过,对于文来说,低矮的平房、木质的黑板、破旧的桌椅,这些都没有什么可在意的,唯独冬天生炉子把她这个在楼房里长大的姑娘给难住了。

到了培智中心学校,没有教具没有帮手,于文却干劲十足,一人担起了七八个人的工作:既是语文老师又是数学老师;既当大队辅导员又教音乐美术;还得担着班主任。

与孩子们的快乐还在延续,但是教着教着,于文开始有了新的苦恼。那时,培智学校棋牌并没有专门的课程和教材,无非是把普通学校的课本进行删删减减,把难度降低,再把教学时间拉长,实际的教学效果甚微。“5以内加减法,我教了他3年5年都学不会。”当时班上有个孩子,每次听写都写不对,在于文看来,孩子长得挺正常,不会写肯定是因为没认真学。“当时也不懂什么教育方法,就让孩子回家多抄写几遍。”第二天,孩子拿着厚厚一本田字格找到于文,可是再听写时,这个孩子还是错误百出。

仔细一看,于文有了新的发现:每次听写时,她会故意打乱课本上字词的顺序;而这个孩子写出来的字词顺序与课本上一模一样。“后来,我就明白了,孤独症孩子的学习方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,他们不靠逻辑,而是在用照相的方式进行视觉记忆。”于文举了个例子,比如一个孩子叫“刘东”,只有这两字连在一起时,孩子才能正确地对其进行识读;对于单独的“刘”字和“东字”,孩子是不认识的。

在行为治疗上,于文也从孩子身上学了新的一课。她班上有个自闭症孩子,每次于文一批评他,孩子就冲她咯咯直乐,“我越生气他就越乐,你想我得多着急啊。”一次,孩子正乐着的时候,于文发现,孩子一边笑一边还使劲揪着自己的脸;她这才明白,自己的激动情绪传染给了孩子,孩子的激动通过笑声进行了释放,“他知道笑不对,但又控制不住自己,所以只好去抓自己的脸。”

“哎呀,我就觉得这些孩子真的太难了,如果你不了解他们,你就太冤屈孩子了。”于文认为,孩子们都是在用犯错来感知社会,作为老师,如果能读得懂孩子的错误,就能读懂孩子,知道他哪里还有缺点,哪里还需要发展。

从此以后,于文再也不逼自己的学生了。“老天爷已经告诉我们,这些孩子智力是落后的,那我们就要找到适合他们的教学方式和课程。”1994年于文成为学校教导主任,开始带领学校老师开始第一轮课程改革,从实际应用入手,采用国际通行做法,将生活适应所需要的十大领域能力细分为1300个小目标,比如孩子是否能进行目光对视、能否自己牛牛 洗手等。孩子一入学,先进行评估,学校根据评估结果为每个孩子制定出个别教育计划。这样一来,每个孩子都脑瘫儿童有了自己的“私人订制”课程。“我们的特殊教育就真的是‘特殊教育’了,而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隔离。”

大约十年前,新学期开学报名时,于文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家长,“妈妈看着柔柔弱弱的,肩上扛着一个孩子;孩子软趴趴地跟面条似的。”面对这个脑瘫的孩子,于文有点儿为难:孩子病情很重,学校没有脑瘫班;学校没有住宿,对于家住郊区的家长来说,接送也是个问题。不过,孩子的妈妈很坚决:“只要学校愿意收,多大的精力我都愿意付出。”于文很受触动:“无论残疾程度多重,孩子都有尊严,都应该上学。”

脑瘫学生如愿进入校园之后,问题也跟着来了:身体弱,每来一趟学校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体力的极大消耗。于是,于文动了“送教上门”的心思:“哪儿有孩子,哪儿有老师,哪儿就是课堂。孩子出不来,老师可以去。”

送教上门,说起来简单,做起来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,单单对老师的心理素质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“送教上门是一项孤立的工作,老师们独自从一个苦难家庭到另一个苦难家庭。”于文说,拥有重度残疾孩子的家庭一般都“与世隔绝”,送教老师第一次敲开门时,遇到的都是冷漠和不解。有的老师告诉于文,自己每次送教回来,都要去大商场逛一次或者去电影院看一场热闹的喜剧电影——只有看看繁华的世界,才能继续坚持下去。

但是,慢慢地,冷脸变成了笑脸,无望变成了希望,甚至有家长开始有信心把孩子送去校园了。于文对此并不满足,“孩子让我们不断调整自己的教育目标。一步步走进孩子的内心,一步步读懂他们的需要,就让我们越来越靠近特殊教育应该有的样子。”